陈中华要求中共政府尽快整顿新闻媒体

   当前；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网络媒体太多太杂，重复开办各种报刊杂志和重复建设广播电视台及网站，为了吸引眼球，致使互相争读者观众，内容不但虚假低俗，还过多揭露党和政府的不良事件，不但严重损害党和政府的形象，还大量浪费物资人力，而且为了经济利益乱发非法虚假广告，坑害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方针和政策宣传不够重视，仅应付而以，对好人好事漠不关心很少报道。

   当今的中国媒体已经到了一个重要的时刻——媒体应该严肃认真地反思自己：老百姓已经把记者中的“名记”、“娱记”称之为“名妓”、“娱妓”？那是因为，当今的部分媒体已经沦为经济利益的工具，媒体客观公正的职业要求即将成为亟待拯救的濒危对象。在这种时候，号称肩负“舆论监督”责任的媒体，不光需要自我反省，也确实需要被领导和监督。媒体决不能因为自己承担着“舆论监督”的责任，就可以滥用自己的特权。有些新闻媒体和记者完全没有职业道德，对党及政府和人民挑拨离间，尽找负面新闻，甚至敲诈勒索。比如象我们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的北京合作医院为了切实解决病人花钱或没钱治不了病的后顾之忧，实行不收任何押金，治好病再收费，治不好不收费的措施，这么好的举措，不但无一新闻媒体给于报道，还常有记者来暗访是真实后要我出钱做广告。对那些偶尔发生的医疗事故却常常报道，造成现在病人和医生关系十分紧张。

   希望政府尽快整顿新闻媒体，严惩不良记者，否则后果不堪设想的.整顿应照以下几条:
   
       1.尽快压缩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及网站的数量。
   
       2.新闻媒体要与经济利益脱钩，决不能搞市场化，决不能搞有偿新闻。
   
       3.广播电视台和报刊杂志全部由党和政府办，决不能由私人办，更不能让外国新闻媒体投资或加入搞竞争。
   
       4.要各新闻媒体以宣传党和政府的方针政策，好人好事，科学技术，法律法规，身体健康等知识类节目为主，戏曲，歌舞等娱乐类节目为辅。其中普法宣传和健康教育最重要，现在好多人犯法被惩了才知犯法。得了病才知道为什么会得病，如果人知道干什么是犯法的，就不会有人去干违纪犯法的事了。如果人知道怎样能保持身体健康，就不会有人去做有害身体健康的事了，国家就不用那么多司法人员及建那么多监狱和不用那么医护人员及建那么多医院了。若加上招聘和房产信息更好，能使外出人员尽快找到工作和住处。若想办法把广播电视网络办成以科教为主就更好了，广播电视台网络把清华北大那些高校名师的教学课程制作在广播电视网络里播放，不但使学生在家听广播看网络电视就能学习，而且还能使人人都能享受高校名师的教育。

   最后.我建议中国应实行网络实名制，网络实名制好处最主要是为了防止匿名在网上散布谣言，制造恐慌和恶意侵害他人名誉的一系列网络犯罪。并使网友看到更有责任的言论，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信用体系，提高个人信息的准确度，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将更方便安全。你若发表的言论是为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留下真实姓名怕什么，你若揭露一些不良之案件是真实的，就应不怕报复地留下真实姓名，帮助有关部门破案解决，邪是压不了正的。怕什么？要有正义的心还要有正义的胆才行。我认为那些反对网络实名制的人，不是胆小怕事就是图谋不轨之人

   若放任网络谣言无所顾忌，国家领导人也难独善其身

   １９９９年之前，我国的网民数量不到２００万人，互联网还是个小众媒体，普及率很低，大多数政府部门和传统媒体还没有自己的网站，商业门户网站的社会影响也还很微弱。　　１９９９年之后的１０年，我国网民队伍迅速壮大，到２００９年底，达到３．８４亿人，互联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众媒体。这一阶段，网络谣言的社会危害开始显现。网络谣言涉及的单位或部门开始主动澄清，回应社会关切。

   ２０１０年以来，我国网民数量进一步增长，以ＱＱ、微博为特色的社会化网络成为互联网的新增长点。网络谣言传播出现了三个趋势：微博化、组织化、时政化。近两年来，网络谣言的危害引起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随着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的成立，对网络谣言的治理进入了新的阶段。去年底以来，有关部门主动出击，对网络谣言依法进行系统治理，一批散布网络谣言的违法分子受到法律制裁，一批传播谣言的网站被关闭。回顾互联网发展历史，网络谣言肯定还会出现，在西方敌对势力的操纵下，甚至在某些时刻、某些区域还会有爆发性传播的可能，这就对相关治理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可以预见，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一手抓发展，一手抓管理，将成为互联网继续快速发展的必然要求，对网络谣言的治理也将呈现常态化、法治化的趋势。

   谣言与真相有时就是一纸之隔。人们常说“谣言止于智者”，但网络传播瞬间暴发的“病毒”特征，已然打破这一定规，世间固有智者，但等到谣言被证伪时，病毒已伤及无辜。若放任谣言无所顾忌地漫游于网络，现实中没有人可以独善其身，包括国家领导人。正因为此，依法加强网络管理，惩治网络谣言，这已成为目前世界各国的通例。连最标榜“新闻自由”的美国，最近也有报告称，“数字世界将不再是一个没有法律约束的疆域”。

   抵制和反击网络谣言，可谓刻不容缓、人人有责！广大网民要共同行动起来，打一场反网络谣言的全民战。要举利剑，严惩“制毒者”。网络谣言制造者最可耻，是罪魁祸首，必须严惩不贷！严惩，绝不仅是公安部门可以做的，每个网民都是维护网络世界和平的“干警”、都是反击网络谣言制造者的“卫士”。特别是知情网民，要及时站出来，不做“沉默的羔羊”，敢于对谣言说不、予以批驳，让谣言止于真相。要借鼠标、键盘和智慧，铸一把利剑，劈开网络谣言制造者的外衣，揭批其制谣造谣的卑劣用心、险恶企图和无耻行径，让谣言失去滋生的土壤。

   言论自由是为了真理的表达，而不是脱离法治约束、越过法治边界、什么都可以说的所谓自由言说。“文革”给我们一个沉痛的教训，就是一旦没有法律准则，可以自由地诬陷、甚至捏造罪名，构陷他人，这种自由是多么可怕。在现实社会中，每个人都有言说自由，同时也有批驳错误、荒谬言论的自由。任何法治社会对诬陷、造谣造成后果的还要依法处理，绝不能使危害国家、社会、他人的言论自由地泛滥。如果造谣、说谎的言论被允许，这不仅与法治建设的目标背向而驰，而且真正的言论自由也无从谈起。言论自由必须有利于社会稳定，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促进人民团结、推动社会进步，有利于建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有言论的自由，但现在有人把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这样就会为荒谬言论甚至谎言争得所谓自由的空间。企图经这样的“神化”，使荒谬言论、谣言、谎言能有表达的自由而不受约束、不承担社会责任。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的存在和发展都是相对的、有前提的，我们提倡、主张的言论自由亦是如此。言论自由既是权利，也有相应责任，任何权利都是与责任对应的，不能只享受权利而不承担责任。因此,任何国家的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也是有条件的，相对的，而不是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抽象自由。一方面，这种言论自由必须以宪法和法律为前提。孟德斯鸠有言，“自由不是无限制的自由，自由就是做法律许可的事情”，言论自由也是如此。言论自由具有两面性，既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它既能促进社会的正常交往，也能因挑衅性、诽谤性语言而恶化人们间的关系；它既能成为弘扬公序良俗的载体，也能沦为败坏社会风气的罪魁；它既能消解社会的各种愤懑和不满，也能在特殊场合扰乱公共秩序。言论自由的两面性，因现代通讯工具广泛的影响力而增强了法制规范的必要性，使社会责任意识更加凸显。《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规定：“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但“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而限制的理由是“尊重他人的权利或名誉”，“保障国家安全或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

   另一方面，言论自由还应该遵守道德的规范。像粗口谩骂、污言秽语等违犯公序良俗的言论都应当受到约束，真正的言论自由应该是在法律、道德的约束内对自己观点的负责任的理性表达。另外，言论自由还有不同场合、不同群体之分，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社会群体在享受着不同的权利的同时，也受着程度不同的约束。这在中国如此，在国外亦是如此。就言论自由而言，行政官员或公务员所受的限制就严于一般公民。如有的国家规定公务员在职期间无权向公众发表个人的主张和意见，不得以个人的观点来混淆国家在某一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等。
   
    “言论自由是个外来思想，非真正国产。”西方所宣扬的言论自由是与话语权紧密相联的，谁的话语权强，谁的言论自由就大，没有话语权，言论自由就成为水中月，镜中花，根本不是现实。在某些西方国家的这种政治和舆论环境中，借着话语权强势，言论自由成了打击别人的工具和手段。在3·14拉萨严重暴力事件中，西方某些媒体不惜歪曲事实、捏造虚假新闻，对中国进行造谣，这能谓其言论自由吗？他们所主张的言论自由只是强势下的盛气凌人的言论自由、是罔顾事实打击别人的言论自由。种种事实表明，某些人提倡的言论自由，在很多场合下变成了政治工具，而且具有双重标准。他们可以随意捏造一个借口，对他人进行污蔑，这岂不是对其所宣扬的言论自由的绝好讽刺。

   苏联解体对于西方来说是一场胜利，但对于利害切身的俄罗斯人民则是一场空前的国家灾难。苏联演变和解体的原因很多，“新闻改革”、舆论失控在其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新闻改革是戈尔巴乔夫推行的“民主化”、“公开性”的重要组成部分。令人扼腕的是，这种新闻改革走上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新闻观、背离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原则的邪路，最终导致舆论失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各类媒体逐步脱离党的领导。党性原则是社会主义新闻事业的根本原则。坚持党对新闻工作的领导，是党性原则的核心。但是，戈尔巴乔夫的新闻改革不仅没有坚持这一点，反而明令废止对文化宣传工作的“行政干涉”，致使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不敢实施对所属文化宣传部门及其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领导，任其各行其是，各自为政。这在事实上抛弃了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放弃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的《新闻出版法》规定，国家机关、政党、社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年满18岁的公民“都有权利创办舆论工具”，这为“自由办报”开了绿灯，使反对派政党团体办报和私人办报完全合法化。当年10月，已有700多家报刊，包括13个党的报刊进行了登记，其中1/7属个人所有，还出现了独立通讯社。《新闻出版法》生效后，涌现出不少新的报刊，其主要的舆论倾向就是反对共产党。有的报刊甚至刊登退党者的文章，声称留在党内的都是些“不正派的人”，从而使退党人数明显增多，起了瓦解苏共的作用。与此同时，《莫斯科新闻》、《文学报》及隶属于最高苏维埃的《消息报》等许多机关报刊都纷纷抛弃机关报性质宣告“独立”。《消息报》甚至长期批评苏共和苏联政府，支持各地的“民主派”和民族主义者。

   一方面，执政党和政府自己办的报纸、广播、电视在舆论导向上出了问题，不仅不再是党和政府的喉舌，保持应有的战斗力和社会责任感，反而站在党和政府的对立面，对党和政府工作进行不负责任的批评和指责。这种自己出钱办报骂自己的现象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难以想象的。另一方面，各种反对派别也深知控制舆论的重要性，纷纷不惜血本办起自己的报刊，这些报刊几乎都以丑化苏共、责骂社会主义为宗旨。1990年上半年，苏联境内各种“非正式”出版物多达上千种。对此，俄罗斯著名作家邦达列夫指出：“在6年当中，报刊实现了欧洲装备最精良的军队在40年代用火与剑侵入我国时未能实现的目标。那支军队有第一流的技术设备，但缺少一样东西——这就是千万份带菌的出版物。”
   
       2.各类负面舆论借“公开性”之名充斥媒体。戈尔巴乔夫入主克里姆林宫后不久，便提出“民主化”和“公开性”等一系列新理念，动员报纸杂志就改革中出现的各种思想问题进行公开辩论。他提出要实行“毫无限制的公开性”和“舆论多元化”；并且明确表示“任何事件，不论是今天的痛楚或是过去历史上的悲惨事件，都可以成为报刊分析的对象”。“民主化”和“公开性”成了策动全苏联各种反对派大肆声讨苏共的总动员令，苏联媒体掀起了一场“公开事实（包括国家机器运作程序）和揭露历史污点的大革命”。一时间，报刊大量刊登的揭露官场营私舞弊、贪赃枉法、腐化堕落以及社会上酗酒、吸毒、妇女卖淫等现象的文章触目惊心，严重搞乱了普通民众的思想。同时，媒体还大量刊登否定苏联和苏共历史的文章，一些不曾报道过的事实和失误被严重歪曲和无限夸大，一些媒体还以耸人听闻的报道、荒诞无稽的假新闻乃至针对苏共和社会主义的造谣、诽谤等等来吸引读者，造成民众对政府的普遍不满和国内民族矛盾的不断激化。

   闸门已被打开，形形色色的反苏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如同洪水般奔涌而出。斯大林成了“恶魔”，列宁成了“无赖”，整个苏共和苏联的历史除了罪恶还是罪恶，十月革命和社会主义带来的只是灾难，而资本主义社会则成了人们心目中自由和富足的理想天堂。当主流舆论千百次地重复苏共和苏联社会主义实践是失败的，当各种媒体把党的领袖的形象抹得漆黑一团，执政党的威信也降到了零点。人们对共产党的领导是否正确、对社会主义制度产生了怀疑，苏联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受到沉重打击。而面对敌对势力利用“民主化”、“公开性”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动的猖狂进攻，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领导人不仅没有及时给予回击，反而姑息、纵容、欣赏，甚至自己也参与到这种大合唱中。
   
    3.为西方意识形态的大举进攻开放门户。1987年1月，根据戈尔巴乔夫的指示，苏联停止干扰BBC对苏广播，不久又相继停止干扰***、自由广播电台等多家西方电台的对苏广播，苏联民众从此可以随时听到外国电台的声音。这些西方国家政府的喉舌大肆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介绍西方对苏联改革的态度和观点，以西方的立场和视角评论苏联的政治局势。这对当时正处于改革十字路口的苏联人来说，其蛊惑性、煽动性不言自明。对此，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认为，“苏联停止干扰西方广播，可能比戈尔巴乔夫决定从东欧撤军50万的允诺更重要。对美国来说，它为促进苏联社会的和平演变，提供了难得的机会”。但是，苏联并没有就此打住，同年12月，苏联决定拨款400万外汇卢布，进口20个西方国家的报刊，在国内公开出售。这进一步助长了西方对苏联的舆论攻势。

   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媒体失控导致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一步步瓦解、摧毁了苏联意识形态大厦的根基，掏空了苏联制度的核心价值体系，加速了苏联演变和解体的步伐。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历了持续10年的动荡和衰退，使当年的超级大国沦落为一个备受西方挤压的国家，多少俄罗斯人反思起来为之痛心疾首。颇有意味的是，普京、梅德韦杰夫治理下的俄罗斯，出现了西方所批评的“民主倒退”，包括加强对媒体的控制，但却带来俄罗斯经济的强劲复苏和政局稳定。这一切，对于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阔步前进的中国而言，无疑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现在有人攻击中国的新闻制度，鼓吹媒体民营化，这恰恰证明我们的制度是正确、有效的。他们的用心不言而喻，就是想让中国走苏联的路。前车之鉴，希望中共中央从中吸取教训。

   中国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了一个思想多元、高度包容的现代国家，公民享有广泛的言论自由和充分的表达空间，但有的人却不顾这种进步和变化，抱着狭隘的意识形态偏见对中国的这种进步和变化置若罔闻，甚至恶意诋毁。这种做法是违背历史唯物主义的，也是不负责任的。

   所以，我们提倡言论自由，但不赞同那种抽掉言论自由的法律的、道德的、规则的前提和约束，空洞地、抽象地谈论言论自由的做法。那种将言论自由泛化甚至神化的观点和做法，在理论上是站不住脚的，在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北京中美创新联合国际疑难病研究院院长陈中华